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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知、仁、勇三达德之说，三者之中，仁可以包括知、勇，而知、勇却不能包括仁。

对天所生之物，都要有同情和爱，这是仁的最本真的普遍含义。子路说，在千乘之国干上三年，定能使人人都变得勇敢而且知道如何去做。

这五种品德可能是对特定的行为主体而言，也可能是在特定的场合之下说的，但是，其中确有普遍性意义。因此，仁是非心理学的概念，切不可……心理学化。但也有从外部的社会角色论仁的。[3] 这是人文主义的解释，但又有某些宗教背景。但是从人类文化学上说，孝只是仁的最初表现。

[3] 丁若镛：《论语古今注》，《与犹堂全书》第5册第178页、第6册第167页。[34]《朱子语类》卷二十七。这时，才感到思想自由之可贵。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形而上与本体的关系呢？这又是一个问题。这所谓现象，实际上就是本体自身的功能、作用，离了作用，无所谓本体。就这样，传统文化的东西潜移默化地在我的童年生活中扎下了根。——编者注 [10] 蒙培元：《蒙培元讲孟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我八岁便随父亲到私塾里去念书，父亲教书很认真，对我要求格外严。在了解西方和新儒家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就是既要了解西方哲学，又不能依傍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并没有以认识中的观念为真实的存在，而是以本体为真实的存在，也就是说，本体才是形而上者据以存在的基础，而本体就是本根的意思，如同树之有根，木之有本。如果中国哲学是非实体论的，就能够成为存在意义上的境界论，而不只是主观的精神或认识。接着而来的问题是，心性问题是不是仅仅受佛学的刺激或挑战而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它有没有一个自身发展的内在线索？为此，我也请教过冯友兰先生和汤一介等先生。《理学范畴系统》一书的重点在范畴系统，而不是范畴本身。

朱熹确实主张性即理，而理是最高本体，可称之为理本论。我心里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感觉学哲学真是一场冒险。从一二年级所学的课程来看，比较广泛，既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如数学、物理等）和逻辑，又有政治经济学、党史之类。父亲为人耿介，因得罪了当权者而丢了中学的教职，后来曾在附近乡村的一所私塾里教书。

从这里我体会出一个道理，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中国哲学，不单是一个实用的问题，而且是如何发展理论的问题。这正是判定朱熹有心学思想的主要根据。

朱熹不仅有心具理说，而且有心体用说（来自程颐），即以心之本体为性为理，而以心之作用为情为知（认知之知）。冯先生并没有给我泼冷水，但是却教我如何打基础、练基本功以及如何扫清拦路虎、学好外语和古汉语等道理。

既然这样，中国哲学是境界形态的哲学就可以成立，于是，我完成了《心灵超越与境界》一书。既要相互比较，又不能相互比附。中国哲学也是一样，中国哲学虽有儒、释、道之分，每一家又有不同派别，但是中国哲学也有共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及其特点。这里所说的心体，不是形体、体段之意，而是本体的意思。我的这个看法在当时的《前线》杂志上作了报道，但没有受到任何批判。牟先生的《心体与性体》是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

我们不仅能够拉近历史的距离甚至跨越历史，从中挖掘出真正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对现代生活、现代社会发生影响、产生作用，而且能够使我们的研究充满生命活力，而不致陷入枯燥无味的文字游戏。这是中国哲学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我们应当有这种自觉。

其最大的区别，就是由范畴及其关系所代表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受他的影响，我也喜欢读一些有故事情节的书。

因此，我不是找出理学中有哪些范畴，简单地进行排列组合，然后做出解释就完了。这是一句永不过时的真理。

实践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实践的主体是人，而人的存在本质在于心性。[3] 其中包括儒、道、佛三家的心性思想及其相互关系，这也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重要的是，揭示各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明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如果没有大学与研究生阶段的准备和训练，我不可能独立地读这些枯燥无味的古董。

在这样的统一中，人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佛、道所说的空和无，并不是空无，即一无所有，既不是断灭空，也不是不存在，而是以负面形式所表述的无形迹的存在。

这是一个很艰苦而又充满乐趣的过程，只有真正进入问题研究之后才能体会到。这也就显示了中国哲学范畴论不同于西方哲学范畴论的特征。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谈孰优孰劣，只能说中西哲学关注的问题不同。我读书还没有进入这个境界，我是把书作为知识对象去读的，但是当我读到心领神会之处而忘记自己时，也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同时也就提升了自己的境界。

当我们三人找到江副校长时，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他听完我对两派观点的陈述之后，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种观点，而是说了一番平易而又意味深长的话。[8]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的思想家们不仅关心当时的现实问题，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解决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作用的问题，从而也就解决了人类应当怎样生存的问题，即生存方式的问题。但我始终不愿意放弃我所热爱的专业，慢慢平静之后，我凭着一股毫不动摇的决心和意志，重新回到中国哲学、文化的精神世界，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就一本书一本书地从头读起。原话我已记不清了，大意是，个别坏人任何时候都是有的，但是同学们绝大多数是好的，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学本质上也是好的，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血气方刚，犯些错误是难免的。

自从冯友兰先生提出这一观点之后，这一看法便成了理学研究的共识。就是冯友兰先生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正式出版后我已读研究生了，再后来改名《新编试稿》），也要表明是在脱胎换骨之后写成的。

这里又涉及一个中国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这显然不是玩耍之玩，而是《周易•系辞》所说观其象而玩其辞、观其变而玩其占之玩，也就是玩习、玩味之义，其中包含着对宇宙人生意义的体验，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这个追问是实质性的，不是逻辑推论性的，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与思考之下，我又完成了《情感与理性》一书。四、独立思考 回到研究岗位之后，我又面临着学与思的困惑。